《上学记》有感
上周读了何兆武老先生的《上学记》，感慨良多。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历史的反思。尽管他的亲人（姐姐、姐夫，妹妹、妹夫）和同学们在岁月的洪流中全都成了历史的牺牲品，但是他的文字却如此赤诚，毫无记恨厌世的消极，毫无矫柔造作的坦然。或许，伟大人生所追求的，就是这样波澜壮阔后内心的平静吧。何老还写了一本上班记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…
谨此记下警句，不断，勉励自己。
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
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，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，读书本身就是目的。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，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，在别人看来，游山玩水跑了一天，什么价值都没有，但对我来说，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，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。
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，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，真的是和我们不同，有点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像飞蛾投灯。
相比之下，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，然而战乱、混乱、错乱之下，他却可以活得释然，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，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差距在哪里？有人把这归因为时间、阅历、或者读书多少，但我以为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：时间能淡化一切，却不能成为解释一切的理由，阅历、读书之后，毕竟还要归结于个人的判断与选择。
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，一是天赋，这点不能强求，每个人天赋不一样，这没什么可丢脸的；二是环境，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；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努力，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，不能只拼拼体力，老是延长劳动时间，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。
历史有两个特点，第一，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，不是由失败者写的。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，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，也不可能流传。
孙中山：“政者，众人之事；治者，管理。所以就是管理众人之事。”
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时永恒的、普世的，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。中国有没有特色，但是这特色，你不必强调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宁愿相信“历史的普遍规律”，相信民主、自由和科学。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，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。解放前民主运动，国民党政府干涉时有个借口，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。于是《大公报》上有一篇社论《贵适潮流，不贵适国情》，提出应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强调我们国情的特色，以之对抗历史潮流。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他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。比如自由、平等、应该在任何时代，对任何民族都适用，不能说中国就是男女不平等，妇女就得把脚给缠残废了。天赋人权，1.思想、言论、出版的自由；2.集会结社的自由；3.免于缺匮的自由；4.免于恐怖的自由。
那时的国营，实际上乃是“政府营”，所谓的“政府营”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，其实就是官商，和国家、人民没有关系。
在社会转型期，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，拼命维护；还有一种人，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，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，就要彻底抛弃，全面创造新文化，闻先生、鲁迅、胡适都属于这种人。
在艰难危险的时刻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。
大凡在危急在情况下，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。梅（贻琦）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，可是极有绅士风度……跑警报的时候，周围人群乱哄哄，他还是不失仪容，安步当车慢慢地走，同时输导学生。可是吴晗不这样，有一次拉警报，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，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，面色都变了。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人才永远都有，每个时代，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，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。
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，等待他们的会是艰苦的生活，且又背井离乡，不知归来何日。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艰危险阻逃出来，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。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，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，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，恐怕不过分。
人总得靠希望活着，甚至于很小的希望，比如我想发点小财，想改善一下生活之类，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，人就活不下去了。二战的时候，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、美好的世界，一个自由的、民主的世界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。
抗战胜利以后，最重要的问题是内战危机，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，想把共产党消灭了，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。
有一句时髦的话叫细节决定成败，其实，细节也往往透露出一个人的人品与修养。吴晗、冯友兰，还有郭沫若这些人，本是学者，在后来的人生中却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。他们主动靠近政治，招引政治人物的关注，在声名大盛，名利双收的同时，不知是否考虑过它必然会带来的风险？
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，或者说有两种标准，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，看他是不是有贡献，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。
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，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不见得接受，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在人心中绝对的政治正确，这是很可悲的。
其实很多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，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、人类智慧的结晶，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。
学术讨论不是政治宣传，应该有学术自由，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才有意思，大家都是一个调子，都是完全同意，坚决拥护，时不时还要呼口号，就不是学术讨论了。
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“标准”，包括自然科学，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，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，科学怎么进步？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，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。
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，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，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，“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”，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。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大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，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。
1957年，张奚若几乎被打成右派，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：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鄙视过去，迷信将来。
或许这样也好，不然，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，文革的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。
我没听说饶毓泰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，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。一个八十岁的人，就算阎王不来请，也快自动去报到了，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，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十分难过。
每当想到像何佶这样的才气竟然中道夭折，而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却苟全性命于世上，就不禁联想起诗人弥尔顿的名句：“我要证明上帝之道是公正的，并且是向人们可以证实的。”真想同时也补充，“我要证明人世之道是不公正的，并且也是向人们可以证实的。”
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，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，才能真正进步，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，是没有好处的。
哪怕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哪怕一星半点的教训，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烦恼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。细菌把血管咬破了，所以就吐血，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，一般都是因为窒息，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，那时是非常难过的，我很有体会。
一个人的精神生活，不仅仅是逻辑的、理智的，不仅仅是科学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天地，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。
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自己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。
慢慢走，欣赏啊！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。
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，就得另换一个坐标，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。
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，以至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，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。这个世界正是因为你看不透，所以才吸引你，要是你知道一切，把一切都看透了。人的一生无所追求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
“名字漂在水上”地做人，其实一切就在于你能否摆脱羁绊，去看穿。
有二事焉， 恒然于心； 敬之畏之， 日省日甚： 外乎者如璀璨星穹， 内在者犹道德律令。
幸福的条件有两个：一是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，可是这又非常模糊，非常朦胧，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，整个社会的前景，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，如果整个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，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
对幸福，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
你幸福吗？
Clustrmaps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