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上学记》有感

上周读了何兆武老先生的《上学记》,感慨良多。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历史的反思。尽管他的亲人(姐姐、姐夫,妹妹、妹夫)和同学们在岁月的洪流中全都成了历史的牺牲品,但是他的文字却如此赤诚,毫无记恨厌世的消极,毫无矫柔造作的坦然。或许,伟大人生所追求的,就是这样波澜壮阔后内心的平静吧。何老还写了一本上班记,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…

谨此记下警句,不断,勉励自己。

 

 

人之相知,贵相知心。
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,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,读书本身就是目的。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,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,在别人看来,游山玩水跑了一天,什么价值都没有,但对我来说,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,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。

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,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,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,真的是和我们不同,有点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像飞蛾投灯。
相比之下,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,然而战乱、混乱、错乱之下,他却可以活得释然,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,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,为什么?我们的差距在哪里?有人把这归因为时间、阅历、或者读书多少,但我以为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:时间能淡化一切,却不能成为解释一切的理由,阅历、读书之后,毕竟还要归结于个人的判断与选择。

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,一是天赋,这点不能强求,每个人天赋不一样,这没什么可丢脸的;二是环境,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;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努力,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,不能只拼拼体力,老是延长劳动时间,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。

历史有两个特点,第一,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,不是由失败者写的。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,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,也不可能流传。

孙中山:“政者,众人之事;治者,管理。所以就是管理众人之事。”

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时永恒的、普世的,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。中国有没有特色,但是这特色,你不必强调。在那个时代,他们宁愿相信“历史的普遍规律”,相信民主、自由和科学。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,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。解放前民主运动,国民党政府干涉时有个借口,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。于是《大公报》上有一篇社论《贵适潮流,不贵适国情》,提出应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强调我们国情的特色,以之对抗历史潮流。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,他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。比如自由、平等、应该在任何时代,对任何民族都适用,不能说中国就是男女不平等,妇女就得把脚给缠残废了。天赋人权,1.思想、言论、出版的自由;2.集会结社的自由;3.免于缺匮的自由;4.免于恐怖的自由。

那时的国营,实际上乃是“政府营”,所谓的“政府营”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,其实就是官商,和国家、人民没有关系。

在社会转型期,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,拼命维护;还有一种人,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,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,就要彻底抛弃,全面创造新文化,闻先生、鲁迅、胡适都属于这种人。

在艰难危险的时刻,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,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。
大凡在危急在情况下,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。梅(贻琦)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,可是极有绅士风度……跑警报的时候,周围人群乱哄哄,他还是不失仪容,安步当车慢慢地走,同时输导学生。可是吴晗不这样,有一次拉警报,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,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,面色都变了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,人才永远都有,每个时代,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,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。

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,等待他们的会是艰苦的生活,且又背井离乡,不知归来何日。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艰危险阻逃出来,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。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,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,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,恐怕不过分。

人总得靠希望活着,甚至于很小的希望,比如我想发点小财,想改善一下生活之类,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,人就活不下去了。二战的时候,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、美好的世界,一个自由的、民主的世界,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,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。

抗战胜利以后,最重要的问题是内战危机,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,想把共产党消灭了,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。

有一句时髦的话叫细节决定成败,其实,细节也往往透露出一个人的人品与修养。吴晗、冯友兰,还有郭沫若这些人,本是学者,在后来的人生中却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。他们主动靠近政治,招引政治人物的关注,在声名大盛,名利双收的同时,不知是否考虑过它必然会带来的风险?

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,或者说有两种标准,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,看他是不是有贡献,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。

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,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不见得接受,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在人心中绝对的政治正确,这是很可悲的。

其实很多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,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、人类智慧的结晶,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。

学术讨论不是政治宣传,应该有学术自由,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才有意思,大家都是一个调子,都是完全同意,坚决拥护,时不时还要呼口号,就不是学术讨论了。
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“标准”,包括自然科学,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,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,科学怎么进步?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,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。

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,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,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,“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”,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。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大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,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。

1957年,张奚若几乎被打成右派,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:好大喜功,急功近利,鄙视过去,迷信将来。

或许这样也好,不然,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,文革的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。

我没听说饶毓泰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,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,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。一个八十岁的人,就算阎王不来请,也快自动去报到了,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,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,心里十分难过。

每当想到像何佶这样的才气竟然中道夭折,而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却苟全性命于世上,就不禁联想起诗人弥尔顿的名句:“我要证明上帝之道是公正的,并且是向人们可以证实的。”真想同时也补充,“我要证明人世之道是不公正的,并且也是向人们可以证实的。”

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,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,才能真正进步,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,是没有好处的。
哪怕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哪怕一星半点的教训,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烦恼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。细菌把血管咬破了,所以就吐血,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,没有那么严重,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,一般都是因为窒息,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,那时是非常难过的,我很有体会。

一个人的精神生活,不仅仅是逻辑的、理智的,不仅仅是科学的,还有另外一个天地,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。
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自己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。
慢慢走,欣赏啊!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,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。
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,就得另换一个坐标,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。

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,以至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,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。这个世界正是因为你看不透,所以才吸引你,要是你知道一切,把一切都看透了。人的一生无所追求,那就太没意思了。

“名字漂在水上”地做人,其实一切就在于你能否摆脱羁绊,去看穿。

有二事焉, 恒然于心; 敬之畏之, 日省日甚: 外乎者如璀璨星穹, 内在者犹道德律令。

幸福的条件有两个:一是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,可是这又非常模糊,非常朦胧,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,整个社会的前景,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,如果整个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,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

对幸福,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
你幸福吗?